了不实的,甚至是诬陷性的举报,都不用付出什么代价,他们的举报行为毫无成本可言,这也就使得“举报”这种行为本身,成为了无代价却潜在收益丰厚的举措,所谓:“不管有枣没枣,先打三杆子,”举报者所怀有的心态就是这样的。
当然,这样的问题之所以始终存在,是与联盟国内的整体政治氛围息息相关的,也与联盟始终将“斗争”放在首位有关联——莫斯科的决策层始终认为联盟面临着外部侵略的威胁,始终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始终认为西方国家对联盟的渗透和瓦解正在进行,因此,联盟不仅“外紧”,同时内部也很紧,而发动群众对可疑分子进行举报,显然是保持内部稳定的重要举措之一,为此,联盟是不可能给举报行为设置一个底线的。
进入联盟的核心决策层也有一点时间了,维克托对很多联盟内部的问题,尤其是宏观的、战略性的问题,也有了自己的见解,因此,他非常的清楚,某些看上去很是微不足道的社会问题,很可能都是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密切相连的。
考虑到联盟对国家外部环境的整体走向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改变,也有就是说,莫斯科核心决策层在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估问题上,短期内不会出现放松的心态,因此,联盟内部这种政治紧张的氛围,估计也不会出现向好的局面,而大清洗时期的政治陋习沉渣泛起,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无法避免的。
一旦大清洗时期的政治陋习沉渣泛起,那么它就会被某些人利用,就会成为某些政治力量用来打击对手和政敌的工具。
就拿什基里亚托夫所说的举报这一点来说,维克托可以确定,在过去四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监察委员会受到了四十四份有关列宁格勒的举报,那么其它地方呢?比如莫斯科,恐怕有关莫斯科的举报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字吧?
如果什基里亚托夫将全联盟范围内每个地方的举报数据都拿出来,一股脑摆在斯大林同志的面前,摆在所有人的面前,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包括列宁格勒在内,全联盟任何一个地方的举报数据都不会过于的“亮眼”,总体来说,它们会处在一个均衡的状态下。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什基里亚托夫并不会将全部的数据都拿出来,他只拿出来一个列宁格勒的数据,于是,在缺乏对比的情况下,四十四份举报的数据,自然就显得很扎眼了。最关键的一点是,目前列宁格勒出了岔子,包括斯大林同志在内的莫斯科领导核心,正处在怒火爆发的边缘,再加上日丹诺夫同志病重,没有人能替列宁格勒说话,所以,什基里亚托夫赶在这个时候将问题丢出来,自然而然的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列宁格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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