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事。
至于汪应蛟和毕自严为何把天下庶民当回事？
郑三俊也想明白了。
无非就是方从哲的话，儒家经书里就有‘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言论。
也就是说，这些人是真的把这些言论奉为了圭臬，而践行起来。
郑三俊一时不知道该怎么驳斥这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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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郑三俊意识到，他素来最信奉的儒家之言竟会成为士大夫不顾自己士大夫利益的动力！
“你们两书呆子，书读傻了！只记住了汉儒的观点，没记住当今儒学的观点，陛下当以天下之利奉士大夫，而非以士大夫之利奉天下！否则，这样的君父便如圣人所言，为寇仇！”
郑三俊只能在心里如此骂着汪应蛟和毕自严。
但郑三俊没敢直接骂出来，因为他也不能明着说《礼记》里的话不对。
毕竟这是儒家五经之一。
只是《礼记》成书于汉，比较代表汉儒的观点，而汉儒观点已不怎么被现在的士大夫接受，所以，郑三俊也只能在心里表示反对。
“郑公若有异议，坐下回驳便是，不必起身回答，仆虽为首辅，但也只是奉旨与诸公议事而已。”
方从哲绵里藏针地说了一句。
郑三俊则因此意识到自己失态，忙拱手道：“下官失礼。”
然后，郑三俊坐了下来。
方从哲则没有理会郑三俊，依旧看着毕自严：“毕部堂，继续说，你为何提议朝廷增建工程而使京畿流民得活命机会，而这到底是不是大兴土木？”
“在下认为大兴土木不能一味言过，寻常小民生活要想安宁需先建屋，国家要想太平得建城以御外虏得挖水渠以利农事，可见大兴土木很多时候是一国一家要求太平安宁所必做之事，若朝廷这次能用国库盈余之钱粮让流民出工兴建工程，便能有以工代赈之效，甚至还能使得工地附近之百姓有生财之机会，流民有工钱后不单单只买粮食吃，还得买附近百姓土布做衣服，还得买柴火取暖，到时候，朝廷增设一钞关于工地附近，即便只征少量榷税，也能增益不少赋税，进而使朝廷赈百姓之花费又能通过榷税的方式回来，这样国库不会因为养越来越多的流民而穷困，甚至会在将来越来越充盈，因为百姓一旦知道有利可图，会不辞辛苦地生产土布、会大半夜的也要去深山里砍柴来卖！”
毕自严这时候也就继续说了起来。
方从哲听后便道：“果然高明！本为惠民却能增收！那就请毕部堂以刚才之言以及核算出户部可拿出多少盈余来增建工程的章程后，再写成户部题本上奏。”
汪应蛟也点了点头。
“是！”
毕自严回了一句。
郑三俊见此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诸公真的要一直这样开罪于权贵士绅吗？催缴逋赋与清丈田亩本就是抑制庶民投献于豪门！如今还让无地流民靠务工活下来，甚至还给其充裕工钱带富其他百姓，那谁还愿意投献豪门为佃户？只怕已经是豪门佃户的也会逃来务工，到时候只会令权贵士绅更加不满，诸公可知这样做是在逆势而为，是没有好下场的！”
汪应蛟先说道：“可我们读书做官，不就是为国为民嘛。”
毕自严也道：“但为社稷，不求生死。”
方从哲也点头道：“没错，我们自己也是士大夫，也是权贵士绅，但我们到底是读书人，与庶民不同的是，我们得眼里有社稷，有陛下，有家国太平，庶民未读书，愚昧不知，可以不顾社稷安危，但我们不能不顾，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这个道是不能忘的，权贵士绅有权有势，取财之路甚多，何必以盘剥庶民败坏社稷的方式取利，否则实在的不合儒家之义！”
郑三俊沉默了下来，他意识到不是他自己有问题，而是方从哲、汪应蛟、毕自严这三个人有问题，心道：“到底不是我东林中人，一味愚忠之辈！圣人之学也学歪了，他朱家的社稷和流民的死活怎能与我士大夫之地位相提并论？！你们怎么能背叛整个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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